孙恩慧：把握技术生态论的价值意蕴

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生态学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横断性的思维范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学科领域，并催生了众多新生研究方向。同样，生态学也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技术生态论是以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考察技术的生成、进步与创新，技术体系内部相互关系以及技术体系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等。在一定意义上，技术生态论是一门“关系”哲学，在横向上强调部分与部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依存性、耦合性与和谐性，在纵向上追求演进过程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同时还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人文关怀：从系统人到生态人

“技术系统”或“技术体系”作为技术管理学、技术哲学等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在狭义技术视野中主要指，社会中各种技术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按一定目的、一定结构方式组成的技术整体，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单个产品或物体。在广义技术视角下，技术系统也以社会技术形态存在，是人们围绕社会目的的有效实现，设计和建构起来的具有特定结构、功能的社会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或工作流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深度嵌合，技术系统开始向没有固定的物理场所的泛在态势发展，呈现出空间弥散性。它最初以自然技术形态出现，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生长为一种社会技术形态——从单纯的技术延伸为一种强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

当前，按照数字化原则打造的数字经济系统层出不穷，这一技术系统所追求的是一以贯之地执行已设定好的算法程序，以高效率、标准化、不出错为目标。但这种“严丝合缝”所带来的压力，则要求每一个置身于其中的个体去承担——劳动者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能服从算法规划出的“最优方案”，成为工作状况被系统所控制、所挤压的“系统人”。一些劳动者“被困在系统中”的生存境遇，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在此背景下，提出并探究技术生态理念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

生态讲求互利、开放与多向回馈的循环往复状态。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发挥着不同作用，为生态系统的运行贡献着不同的能量，以维系生态系统的运行。在这种状态下，人是人—技统一体中的重要单元而非被技术所钳制者，是平等对话者而非失语者。因此，人的感受与表达能够被反馈，权益能够被重视。在生态视野下，任何关系体缺失或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生态的稳定发展，所以基层劳动者是环环相扣的技术流程中的重要节点，是技术生态中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角色。动态平衡、互利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等生态智慧，都是对传统技术系统思维的超越，也是当今人—技统一体所应当追求的理想状态。只有当人与技术诸关系体之间建立起合乎生态伦理准则的良性秩序时，才能引导科技向善，使劳动者被尊重，在维持技术高效运作的同时打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技术生态要打破的是对立且冰冷的技术系统，要建设的是共赢且有温度的生态，要推动的是“系统人”向“生态人”的跃迁。

可持续性：从内卷化到谋长远

近年来，随着各行各业竞争程度的加剧，“内卷化”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并与资本紧密捆绑的时代，科技行业成为“内卷”的重灾区。具体而言，科技“内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当今国际、国内市场中，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最大化地创造利润、保持技术领先，以维持自身在本行业的立足之地，彼此间竞争愈发激烈。第二，在科技管理体制内，正如王贻芳所言，科研人员经费来自项目竞争，且项目需要在较短的周期内完成，同时，项目评审专家多为大同行，而非专业性更强的学术共同体(小同行)，难以保证科研项目与方向选择的合理性。在这一情境下，科研人员过多集中于某些“热门”项目进行竞争。

当“内卷化”发生时，科技处于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这种增长在短时间内会呈现出繁荣景象，但长远来看后劲不足且十分脆弱。一方面，处于根基位置的基础性研究长期薄弱，难以供应上层技术研发之所需，一旦由于外部原因造成核心技术环节缺失，上层技术就成为被架空的楼阁。另一方面，企业和科研人员过多集中于上层应用技术领域并陷入内耗性竞争，造成了科研结构的不均衡及科研环境的浮躁化。

“虚胖”型增长不利于科技的长远发展，一个健康的科技发展状态应是有韧性且可持续的，而这种可持续性来自技术生态的完善与建设。“可持续性”指技术发展自身拥有长足动力，是一种技术产业或制度内部的生态良性循环。技术生态是根基性的问题，是要推动长期以来“漂浮”发展的科技下沉寻找根本。一个良好的生态如同培养皿一样，能够滋养基础性科学研究，从而源源不断地向上层研发输送“营养”，打破依赖外来投食的局面;也能促进内部良性竞争，扭转内耗性的疲软僵局，使资源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最终实现可持续性的长远发展。诚然，打造良性生态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在“越卷越热”的状态中转变思维方式，以生态的视角来冷静审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更深一步而言，技术生态强调的是要在只争朝夕中仍有“工匠精神”，在突飞猛进中不忘厚积薄发。只有建好生态，科技创新才能有生命力、有厚重感。

和谐共生：从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赢

当今世界，高新科技发展引发了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治理方式、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将国际合作进程推进到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新阶段，使各国之间的利益紧密相连。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是科技进步与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而非依赖于任何国家的主观意愿。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规律与时代背景，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呈现出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是各国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要求的平衡好差异与同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也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无可回避的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不仅在于这一思想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也在于其从根本上合乎自然生存法则，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

种群和群落生态学认为，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分为正向、负向与中性，其中，正向相互作用主要包括协作或互利共生。生物共生是最基本、最普遍的自然现象与自然法则，拮抗竞争与协作共栖是“共生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体两面。奥德姆(Eugene P. Odum)认为，自然选择理论强调了竞争、捕食等“负”相互作用，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发扬光大，但却忽略了互利的协作同样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在自然选择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物种间的互利与协作不仅对双方有利，同样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实际上，在生物进化研究领域，除自然选择理论外，还有众多生物学家提出了与之抗衡的“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理论，认为“组合与关联”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形式与动力，主张生物之间更多依靠共生互助来有效适应变化的环境而协同进化。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早已超出自然科学领域，演变为一种生物哲学、社会理念和世界观，影响着众多领域。共生起源理论作为自然选择理论的重要补充，强调生态的整体性，透过自然界提醒人们要超越竞争、重新审视合作，彼此依存与互利共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法则。

“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取消差异与竞争，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底色，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这样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图景中，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置身事外，零和博弈思维早已站不住脚。所谓“同行密集客自来”，在世界大市场中，各国只有为一致利益彼此联手，在技术、信息、资源上紧密交流合作，同时突出各自的优势与个性，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力量大于部分之和的有机整体，才能更好扩大国际影响力，造就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