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要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首先须建立在讲真话的基础之上，这是文学批评的初心。如鲁迅先生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敢说真话、敢于批评，才能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否则，文学批评对文学的发展就很可能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对于作家而言，只有经受说真话的批评的切磋琢磨，才能够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加清晰的认知，从而取得艺术创作上的不断精进。而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说真话的批评才有公信力，才能够有助于他们发现美的作品和作品之美。修辞立诚，说真话，作为文学批评的初心与宗旨，一定要得到践行。如果不说真话、不敢说真话，则文学批评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
说真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能做到“说真话”的批评并不多见。今天的文学批评屡屡遭遇公信力危机，问题也正从这里开始。尤其是针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因为关系到作家的人情或脸面，常常避免不了有许多外在的压力和诱惑。为了批评而批评，甚至无视作品的客观实际，放弃说真话，而去吹捧造势，这样的文学批评自然失信于广大读者。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从批评中看不到真实的反馈和评价，文学批评就谈不上“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而是沦为软文一般。
批评家首先是普通读者，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真实感受和判断，既是勇气也是尊严。《文心雕龙》说“良书盈箧，妙鉴乃订”，表彰推荐好的作品，解读其优长，阐释其意义空间，坦陈其缺憾与不足，均为批评家之本职，文学批评的真知灼见也正在于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批评家在作家的创作中寻找知音，对作家来说也许正是一样。当然，批评家难免各有偏好，因此文学批评的意见不必一致，感受不用划一。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惟有说真话，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创作出直抵人心的文学批评之作，有助于推动形成健康的文学生态。否则，乱骂与乱捧、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等乱象便会层出不穷。
批评家又是专业读者，文学批评之所以不同于读后感，就在于真正的文学批评往往为一个时代的审美机制代言，它既帮助作家总结创作得失、厘清创作思路、校正创作方向，更帮助大众和读者认识一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应该在哪里，并把这种价值发掘和阐释出来。批评的力量就在于它实事求是的求真品格。批评家的感受和判断建立在专业知识和审美眼光的基础之上，是在宽阔的视野和深入的研究中不断获得拓展的思想成果。贺拉斯把批评比作“磨刀石”，虽然不能直接切割东西，但可以使刀更锋利，使艺术创作更成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方向盘，是引领一个时代文学风尚的利器。比如19世纪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密切联系俄国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总结俄国文学的创作经验，对于俄国文学理论，甚至是世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五四新文学以来，许多作家作品都在向我们印证着批评与创作良性互动之于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越是思潮涌动、众声喧哗，越需要文学批评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越是纷繁复杂、标准混淆，越需要文学批评敢于说真话、亮出真态度。
说真话，还需要把真话讲好。文学批评同样需要“了解之同情”，只有这样，批评家才能对作家的创作甘苦感同身受，同时在阅读、阐释、分析的过程中，完成独立的审美创造。换句话说，如果批评家不满足于仅仅对具体作品或创作现象发表评论，不满足做创作者的附属品或“寄生物”，而是想自觉地通过文学批评发表创造性意见，那么就尤其需要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真实精神碰撞。这样的精神碰撞是文学批评最根本的动力，也只有这样相互砥砺，批评才有可能与创作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循环。
文学批评面对的不仅是单一的文本，也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何况“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作家以创作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和看法，作品中隐藏的东西，要靠读者的阅读去发现，批评家则借助作家创作的作品，结合个人经验和自身感受，去解读生活本身和我们所处的时代。随着社会风尚、时代趣味的不断变化，文学批评的伦理、边界、形态，同样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任何时候，说真话都是批评最为重要的伦理，事关评论作品能否获得留得下来的生命力。无论是别林斯基之于果戈里，还是金圣叹之于《水浒传》，抑或当今自媒体平台上的“六神磊磊读金庸”，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面向、不同形态的批评范例。我们相信，只有说真话，把真话讲好，文学批评才能走上一条有效引领创作的路径。
